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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的社会主张是什么？他们与阉党的斗争反映了什么问题？
东林党的主张跟他们的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深究东林党的历史，会发现其实他们是一帮代表了城镇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地主利益的政治团体。
东林党在政治上的主张是：反对贵族大地主专政，反对内阁垄断***和排斥其他政治势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大贵族、大宦官的政治权力，即降低大官僚把持的内阁权势。要求地方势力可以参加***并加重地方官的权势。
之所以这么干，也是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决定的。自从弘治朝开始，内阁的权力就进入了一个爆炸阶段，基本上外朝的人都要看内阁的眼色行事，不然就是就会被内阁排挤出政治圈。这点在嘉靖朝严嵩当首辅的时候达到高峰，随后从徐阶、高拱到张居正，内阁的首辅们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去排挤地方，打击不同的政治势力。利用京察制度排挤反对派，不补缺官员来削弱现有的反对派势力。
这也不是空口无凭，在1595年内阁曾以“附和结党，抗造君命”的罪名，一次几乎就把所有的南北雨京的言官降职调外或被判罚奉，其他在赵南星京察***，李三才***，争立太子***，争矿税***中也大批地罢免排斥各种反对派。
在经济方面，东林党认为：应该反对贵族大地主的矿监税使的掠夺, 要求有限度的定额税收政策，要求乡村与城市平均负担纳税品。并主张开垦荒田，兴修水利。
在苏州织工反税以及一系列城镇中产阶级反对矿税的运动，成为了东林党威胁贵族大地主的根据，如果不能够减税，那么就随时都有可能激起一场席卷大明的抗税起义。
当然，你光反对是不够的，还有相应的政治建设性意见来代替才行，这点东林党人也是考虑到了，时任御史的秦懋义提出具体建议是:
这个意见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要求把无止境增长的税银定额固定下来，一个是要求把开***榷税之权由宦官手中转交给地方官。这样的建议也未被贵族大地主所***用。但事实上，这些建议并没有被贵族所接纳。
因为接二连三的政治碰壁，让东林党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独断大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东林党改变了大明，而是大明的政治局势改变了东林党。东林党人在最初都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所以他们眼中容不得其他派系油头滑面的官员，任何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官员，最后都被排挤出政治核心。
作为皇帝，万历是已经放弃了和东林党继续斗争，索性在最后的两年把烂摊子扔给了这些个文官党派。而泰昌帝本是支持东林党的，如果他能够在位至少五年，那么东林党或可真有很大的政治作为。然而泰昌帝的死，让大明的政局再次发生了变动。
东林党人的社会主张是：在朝为官时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时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
换句话说，万历、天启年间的东林党人是由一群高举道德旗帜的官员、士子等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团体，专门对大明朝其他读书人（非东林党的官员及非官员）搞道德***，灌输“上无异教，下无异习，道德可一，风俗可同，贤才出而治化昌”的政治理念。
如果有人做不到，在东林党人的眼里就属于异类，必须排除在外。所以他们才会在万历年间利用京察来排除异己！
道德***讨不讨厌？南宋由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说教就已经让人痛恨不已，现在到了大明朝居然又来这一套。
如果是在朱元璋时期还好说，但偏偏是在明末这个社会风气相对开放、自由、奢靡的时代，东林党人还试图用这种愚弄人的价值观去约束朝堂，期望***都能做一个道德君子。这种严重违背社会环境的做法，是极其不得人心的。
正因为如此，才激发了东林对立面的政治势力的诞生，万历时期为浙党、齐党、楚党等，天启时期为阉党！
那么，为何在万历、天启时期会出现东林党这种相对偏激的思想团体呢？关键在于明末思想大爆炸！
中国传统的治国思想是儒家（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到了两宋时期出现了程朱理学，在明朝中期（正德、嘉靖时期）又出现了王学（王阳明学说），但程朱理学和王学都是建立在儒家思想上的发展和继承。
二者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又有各自的思想，这样就会导致读书人的思想混乱。
如程朱理学“究也率流而据，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王学“究也率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读书人这种不坚定的毫无信仰的率性而为，在东林创始人顾宪成看来会造成天下动荡，这样不利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局观，所以必须救世，必须尊孔，而朱熹理学和王阳明王学都是可以批判的。
在顾宪成看来，救世之举就是要拯救世人的道德，只有道德提高了，那么大明朝也就得救了。
明朝比清朝更开放吗，为何有人说衰落的明朝比强盛的清朝更活泼开明？
确切来说，明清两朝都很闭塞。明初朱老总实施过海禁，目的在于限制民间的出海贸易，取而代之的是以礼仪为基础的朝贡制度，说白了就是各国以物换物。明成祖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但也是去获得外交承认，继续维系朝贡制度。宣宗之后，更加严苛的海禁开始了，为了保障国库的充裕，宣宗在陆路进行战略收缩，放弃了西北东北各大司。直到嘉靖年间海盗猖獗，海禁的力度才有所放松。然后隆庆开关，明朝算是走向了开放，但也只是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为了遏制日本人，浙江沿海依旧是官贸为主。明***对待传教士的态度就是好吃好喝待着，允许他们跟士大夫交流，向他们询问火炮火枪的铸造技术，让他们协助明***推算天体历法。但是政治方面是绝对不允许洋人插足的。在百姓民生上，明朝的民间在万历之后发展的比较开放，各地书院林立，王学演变成多个学派在这些书院里进行传播。宋朝失去的市人阶级又在明末重新出现，市人包括士人、商人、地主，三方报团取暖，组成了一股维护自己利益与***作斗争的政治势力。
清朝呢，顺治年间海禁较为严苛，目的是防范台湾的明郑***。康熙拿下台湾之后，海禁被放开，大陆允许四口通商，对于民间贸易管理较为严格，但也是可以出海贸易的。这点其实要比大明初年做的好的多。后来因为郑氏集团的垮台，东南亚的贸易***重新回到荷兰人之手，在南海和东海的荷兰人活动频繁，引起了康熙的警惕，此后断断续续的海禁和开海数次，最终康熙以海禁收尾。雍正即位后，东南的大臣上书请求开海，以缓解沿海的海盗猖獗问题。在认清利害之后，雍正皇帝下令四口通商，而且对于民间的出海贸易要比康熙年间的更为宽松。乾隆二十二年，因为洪任辉***，海禁再次实施，中国仅留广州一口通商，而且是严格管控出海民众，做生意不能做大，对于携带的物资有严苛的标准。所谓一口通商其实是通过十三行来和外国人贸易，然后引进洋货。***战争之后，虽然是被迫开放港口，但也是开放了。在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清***更加器重传教士的武器研发和西法演算作用，在和荷兰、俄罗斯进行外交时，更多的依仗了传教士的世界观和翻译能力。但是对于民间，清***一刻都没有放松管控，明末的书院在清代得以传承，但是正真知识渊博的人都被召集到北京去修书，以免出现新潮的反对皇权的思想，这点可以说是清***从明朝后期失败的皇权中总结出的经验。
这样综上来看，明朝开放在民间，清朝开放在***，其实半斤八两，但是这两个王朝都是严官酷吏的时代，与真正开放的宋朝和民国来比较，可以说是两个闭塞的东方帝国了。
